文|尼尔医生笔记
编辑|尼尔医生笔记
1890年10月，日本明治天皇发布的《教育敕语》不仅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一同构成了日本天皇政体的重要基石，还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德育体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国民教育的发展方向。直到1948年，《教育敕语》被美国国会正式废除之前，它一直被视为战前日本帝国的“官方道德规范”。然而，长时间以来，大家忽略了在《教育敕语》出台之前，围绕“道德标准”问题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与争议。
展开剩余87%这一争论的导火索，源于当时东京学士会会长加藤弘之——一位学者兼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主张。他认为，应当将道教、儒教、佛教与基督教的思想引入日本的公立小学，并且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让这些宗教思想在教育中共同存在。尽管许多提倡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启蒙者们支持对教育进行改革，但他们在是否以及如何将宗教元素纳入德育体系的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关于宗教在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国家应如何实施道德教育，形成了当时“百家争鸣”的争论局面。
《教育敕语》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日本的道德教育体系，而是各方意见在激烈碰撞与妥协中形成的产物。它的诞生代表了一种逐步限制国家德育选择的过程，这使得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德育论争”，能更加清晰地洞察那个时代的思想与风云变幻。
回顾1886年，批评家植木枝盛在《土阳新闻》上发表的《论维新后道德之颓废》一文中，已经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分析。他对当时社会上注重知识与法律，却忽视伦理的现象深感忧虑。他指出，尽管儒教存在不少问题，但至少它在明治维新前曾对日本社会的公德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而这种道德约束的丧失，正是由于日本在学习西方时，过于专注于制度和法律，未能将宗教和道德观念纳入教育体系。
同时，1886年12月，加藤弘之在帝国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并出版了《日本道德论》一书。他在书中将“天下宣讲道德的教派”分为“世教”和“世外教”两类，其中儒教和西方哲学属于“世教”，而涉及前世因果报应等问题的宗教则归为“世外教”。加藤认为，尽管每个国家都有道德教育的“标准”，但自明治维新以来，儒教在上层社会逐渐被抛弃，日本便失去了“道德的基础”。他相信，像中国的儒教、耶稣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一样，日本曾依靠儒教和佛教来区分是非。然而，随着维新的推进，佛教逐渐衰落，儒教的教义也渐行渐远，日本人因此失去了道德行为的准则，陷入了道德的困境。
实际上，在加藤弘之发表这一演讲之际，许多人已认同“道德标准缺失”的观点。这种困境的出现，与自19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在德育教育上的摇摆不定密切相关。
进入80年代初期，文部省提出了“儒教复兴”的道德教育政策，这一改革促使道德教育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1880年3月，文部省成立了“编辑局”以推动教材编写，并通过该机构加强了对小学教材质量的监督。然而，由于当时的大部分翻译教材与日本传统观念存在冲突，因此许多教材被禁止在小学中使用。特别是涉及政体和政治的内容，许多教材偏向于欧美的民权主义，因而被视为反动教材。而市场上流行的是以儒教为根基，强调仁义忠孝的教科书。
然而，文部省的道德教育政策在1885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森有礼上任内阁部长后，开始大规模取消“儒教复兴”政策，并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法令。通过这些改革，原本的“修身”课程被改为“伦理”课程，以标志着对儒教道德的批判。虽然当时尚未有针对“伦理”学科的专门教材，但这种改革还是反映出森有礼对过去儒教道德教育的彻底否定。
在此背景下，文部省于1887年5月启动了“伦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森有礼亲自主持，并邀请了西村茂树、能势荣、菅了法等人加入编撰委员会。很快，这些新教科书的部分内容开始面世，并在《国民之教育》杂志的推动下，正式确立了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道德教育改革思想。
与此同时，加藤弘之两次在全国演讲，积极探索德育的方向。加藤提出的观点主张，将儒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的教义融合，并让学生根据兴趣自由选择宗派学习。加藤认为，德育不单纯依赖知识，而更需要通过信仰与情感来唤起学生的道德意识。他特别强调：“没有令人敬畏的‘本尊’，就无法激发人的情感。”
然而，这一观点很快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将宗教引入学校教育的做法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将不同的宗教教义混合在一起，可能会导致道德教育的混乱。加藤对此辩解说，儒家、佛教和基督教虽然教义有所不同，但“本尊”并无太大区别，教材不必为此做大幅度调整。
然而，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加藤并未认真地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教育方案。许多人认为，这种试图依靠宗教来进行道德教育的方案，并不能有效解决道德教育中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在当时，许多教育界人士主张通过理性和科学的方式进行道德教育，而不是依赖传统的宗教信仰。
总体来看，1887年的“德育论争”表面上是围绕是否将宗教纳入道德教育的讨论，但实际上，它深刻反映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在道德和价值观念上的缺失，以及如何填补这一空白的集体焦虑。随着争论的进一步深入，“标准”和“主义”的缺位逐渐形成了共识，最终《教育敕语》成为了这一时期道德教育的最终产物。
《教育敕语》发布后，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这一争论，但它带有明显的国家宗教色彩，并强调“尊信”和“国体”的概念，最终影响了日本历史的发展，甚至对战后教育制度产生了消极作用。
参考文献：
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改定二版）
西谷成憲：《东京学艺大学纪要·教育科学》
《大日本教育会杂志》《学海之指针》
发布于：天津市睿迎网-睿迎网官网-无锡股票配资-股票场外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